日本厚生劳动省艾滋病动向委员会委员长、东京大学医学研究所教授岩本爱吉,利用短暂的周末间歇再一次飞到了北京.以这样的方式每月至少一次往来于东京和北京,已是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日传染病合作研究项目的日方总负责人,这位既从事临床医学研究又开展基础研究的传染病专家,自2006年5月东京大学与中国科学院成立两个联合实验室——分子免疫与分子微生物学联合实验室、金相显微镜结构病毒学与免疫学联合实验室以来,他的公休日无形中就被取消了.在日本,他作为医生为患者进行治疗,同时,为了解决从中发现的临床或科学研究上的问题,他与年轻研究员一起开展研究工作.在中国,他已选派了5名日本研究人员长期驻守北京,分别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和生物物理所的科学家一起开展传染病研究,而定期考察研究进展是他必须履行的职责.为了协调中日双方合作中的日常事务,东京大学在北京为中日联合实验室设立了专门办事机构——北京事务所.林光江教授是负责人之一.数码显微镜她告诉《科学时报》记者,岩本爱吉通过治疗艾滋病患者,分析其易发并发症,证明了艾滋病传染途径的重要性,证明了日本流行的艾滋病具有特异变异性等成果;同时,在曾被称为日本"国民症"的乙肝研究方面,他证实了日本成年人的乙肝并非日本固有的病毒,而是具有欧美基因的病毒.
在岩本爱吉登上返回东京的飞机前,接受了《科学时报》记者的采访.岩本爱吉介绍,从2005年开始,日本文部科学省实施"新发、再发传染性疾病研究基地建设项目",在东亚国家建立了研究基地.其中,在越南河内、泰国曼谷建立的合作研究基地属于"垂直式"援助性项目.而中日联合实验室与此不同,它是从"零"计划,基本按照岩本的想法——在亚洲进行传染病研究不能没有中国的参与——所建设的,属于"水平式"合作研究.岩本认为,SARS、禽流感、热量表艾滋病等病毒是全人类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科学家只有携手合作,才有可能在与病毒的较量中取胜."日本与中国的合作需要选择具有同等科研能力的研究机构才能取得良好效果,而中国科学院有特别优秀的科研团队.其中,微生物所有细胞培养室等设备,活细胞荧光显微图像系统、细胞培养室等科研设备,在结构生物学方面特色明显.
中科院微生物所该项目负责人高福告诉记者,他们作基础研究需要的病例数据可以从合作的东京大学临床医院获取.同时,东京大学也可以更多地使研究区域化,而非限于本土.已有20年科研工作经历、目前在生物物理所工作的东京大学教员松田善卫说:"我们研究的金相显微镜范围仅限于艾滋病,而且目前专门作结构和功能方面的研究.艾滋病特别复杂,至今HIV-1的感染者大多数在非洲,但中国感染者也不少,在人口高密度国家作病毒感染研究主要应考虑潜在威胁.留学美国从这个角度看,印度和中国危险性较强,研究工作开展越早越好,利于防控."他还告诉记者,在来到中国之前,他还不知道中国的HIV研究水平已与美国和日本差不多.在所有会议上,中国科学家与美国科学家相比毫不逊色.令人吃惊的是,在他研究的领域中,中国还有从纳米角度开展研究的科学家.
高福告诉记者,目前中日联合实验室发现:日本东京地区和中国河南地区感染艾滋病的人群易感性与欧洲人有所不同,但这个新特征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每个参与合作的研究人员各有自己的课题.在禽流感研究方面,中日双方举办的双边禽流感会议在网上公布之后,第二届会议就引来了美国人,第三届会议来了更多的东南亚国家科学家.这一合作举办的会议正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品牌效应的国际会议.为此,高福感到很欣慰.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流转到1595年,测色仪荷兰人Hans Jansen & Zacharias Jansen父子也许想不到,自己用两个以上的透镜简单组合制造出的那台粗糙的原始显微镜,竟然为人类打开了微观世界的大门。随后在1610年前后,意大利的伽利略和德国的开普勒在研究望远镜的同时,改变物镜和目镜之间的距离,得出合理的显微镜光路结构,当时的光学工匠遂纷纷从事显微镜的制造、推广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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